邓小平与挺进大别山之役

1947年8月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四个纵队12万人马，一路夺关斩将，出奇制胜，将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千里。

毛泽东说：“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，这个事变一经发生，必将走向全国的胜利。”

蒋介石如是说：“大别山决战，是根绝赤祸，振兴党国之根本大计。”

大别山又一次成为国共双方你争我夺的焦点，刘邓大军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。

几十年后，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：“战略反攻，二野挑的是重担，完成了艰巨任务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叫做合作。”

邓小平不愧为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大别山敌重情险的危急局面，他就这样轻描淡写，一言蔽之。然而，当我们透过岁月的烟云，走近历史深处，看到一幅幅艰难跋涉的画卷时，不禁为邓小平大智大勇，刚毅沉稳的气魄感到折服和惊叹。

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，周围仅有敌军少量兵力，对刘邓大军构成威胁的，是急追南下的国民党军十九个旅。

既要开辟根据地，又要牵制打击敌人，刘邓命令一纵、二纵在大别山北部钳制尾追之敌；三纵、六纵迅速向南部出击，抢占南线诸城。

三纵连克固始、商城、金寨，进击皖西；六纵进入鄂东，挥戈南下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指武汉。

当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展开之时，蒋介石急令二十三个旅分途扑进大别山区，企图将刘邓大军就地歼灭或挤出大别山区，以确保首都南京侧翼的安全。

敌军武器精良，人多势众，气焰嚣张；我军远道而来，缺弹少药，十分疲惫。尽管如此，刘邓还是决定在大别山北部摆开战场。

东线是桂系主力，在大别山经营多年，善于山地作战；西线是蒋军嫡系，装备先进，但暂时构不成威胁；滇军五十八师人地两生，却积极地跑在前头。邓小平认为要打就打五十八师。

9月上旬，敌五十八师分两路抢占商城，刘邓主力在商城以北设伏。由于未能及时分割包围敌军，战斗持续三日，敌五十八师大部逃脱。

9月中旬，一纵、二纵于商城钟铺地区再次围击敌五十八师，经过三天战斗，又歼敌一个团。

9月下旬，敌五十八师由商城退往潢川，刘邓拟在运动中再歼该敌。战斗打响后，参战部队未能在规定时间堵死缺口，仍未解决敌五十八师。

一月三仗，仗仗不理想。客观上讲，从平原成长起来的部队，缺乏山地作战经验；主观上讲，根据地未建立起来，人财物得不到补充，有的指战员不敢放手歼敌，顾虑重重。

初战失利，直接影响到全军士气。有的悄悄议论：大——别——山，瞧这名字就不吉利。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，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，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，都没在这里站稳脚，没准我们也难蹲住。

“路越走越小，米越吃越大”；“宁愿向北走千里，不愿朝南走一里”；“谁说大别山好，我就和谁拼了”。

更有甚者，非战斗减员迅速增加，除了伤病员，更多的是开小差。开始一个人两个人逃跑，临走留下纸条，后来整班整班跑，集体当逃兵。

环境恶劣，军心动摇，部队能否在大别山生根，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刘邓首长的面前。

9月27日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刚刚一个月，在光山王家大湾一间破旧的祠堂里，20多位纵队和旅指挥员挤在一起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能抽烟的低头吸烟，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，全没往日热闹的气氛。

刘伯承、邓小平刚一走进屋子，所有的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。靠近门口的人习惯性地敬了个军礼，伸出了双手。

邓小平还礼举手在空中一摆，说了声：“仗没打好，不握手了。”

说着，邓小平径直走到桌前，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：“今天召集大家，开个不握手会议，我想，大家心里非常清楚。”

本来沉重的气氛又增添了几分严峻。

刘伯承缓缓地站起身来，那仅有的一只眼睛因充血而凸起：“政委讲这是一次‘不握手会议’，我说这是一次‘安卵子’的会议。我们有的干部缺乏勇气，没有卵子，不像个男子汉。怎么办呢，只好开个会，安上一副。”

接着，刘伯承用手在空中写了个大大的“勇”字：“这个勇敢的‘勇’字，就是‘男’字头上一顶花冠。没有花冠就像男子汉没有卵子，还称什么勇呢？”

一向儒雅的刘伯承，动起怒像头猛狮。简短几句话，令这些血性男儿躁动不安。

邓小平点燃一支烟，接过话茬：“大别山能否巩固，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进程。困难是暂时的，是前进中的困难。我们把刀子插入敌人心脏，蒋介石的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。因此，我们应理直气壮。《大别山》这首歌，最近没有人唱了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从今天开始带头唱这首歌，唱遍大别山，唱出我们的豪情，唱出我们的斗志。”

高亢的歌声响了起来：

刘邓大军真勇敢，

千里跃进大别山。

大别山好比一把利剑，

插在蒋介石心尖上。

……

登上大别山主脉，站在山头向南望去，万千景物尽收眼底：野花盛开，林木葱笼，竹林掩映房舍，山冲镶嵌梯田。

邓小平走在山间小道上，无心观赏这大别山艳丽的秋色。一路上，他耳闻目睹，一连串破坏军纪的事件把他激怒了。

有图自己舒服，强住人家内房的；

有吃老百姓饭，还抢人家粮食的；

有调戏人家大姑娘，强睡地主小老婆的……

邓小平认为：一支军队，如果没有铁的纪律，就是一群土匪。部队纪律松弛，是政治危机的表现。

为什么平时纪律极为严整的部队，进入大别山后竟毫无顾忌了呢？是由集中变为相对分散后的放荡？还是各级指挥员在艰苦条件下对属下的宽容和默许？

邓小平登上一级台阶，刚坐在一块石头旁休息，民政部长穰明德就领着一位老汉来了。

老汉“扑通”一下跪在邓小平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。邓小平几次拉他，他始终不肯起来。

原来，当地土匪清乡时抢走了他家一头耕牛，牛还未牵走，解放军就来了。牛是他家的命根子，上山耕地，下山拖柴都要靠这条牛。他几次找解放军要，都没有要回。今天他又去要，解放军走了，可在院子里留下一张牛皮。

邓小平听了，两眼直冒火星，他要警卫员取出20块银元，客气地对老汉说：我们工作没有做好，这20块银元是赔给你的牛钱，你去买一头吧！

老汉捧着银元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一路上，邓小平想了许多许多。在晋冀鲁豫时，他曾专门签署命令：凡违背群众纪律，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，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。这在各野战军中是出了名的。邓小平认为有必要重申这些纪律。不然，军纪松弛，不用敌人“围剿”，自己就会把自己打垮。

晚上宿营，邓小平来不及洗脸，起草了三条命令：殴打老百姓者毙；抢拿民财者毙；奸污妇女者毙。并电令各纵队，立即传达到基层。

命令一公布，部队上下沸沸扬扬。饿极了，吃老百姓一口粮，就要枪毙？军用物资抬不动，强迫老百姓抬一下也要枪毙？和女人睡一觉，不管是强奸还是通奸，都要枪毙？有人认为处罚过于严厉，一旦违纪，难以执行。

可没过几天，违纪事件就发生在邓小平身边，开“杀戒”的严峻考验落在邓小平自己的头上。

10月13日，邓小平随部队来到黄冈总路嘴，特意听取政治部关于全军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汇报，并坚持要到街头看一看。

总路嘴是个较大的集镇，街上的青石板路扫得干干净净。国民党军队刚撤走，解放军又驻进来了。老百姓不明真相，两头跑反，空荡荡的街头，店铺紧闭，行人稀少，显得空寂萧条，冷冷清清。

两个担柴汉子倚在墙角，指指点点，邓小平准备上前和他们聊聊，谁知刚一上前，两个汉子挑起柴担，匆匆离去。

邓小平感到有点奇怪，朝两位汉子指点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军人肩扛步枪，挑着一捆花布，扬长而去，留给邓小平一个背影。

邓小平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气愤地对身边保卫干部说：“是哪个单位的，立即调查清楚。”

负责调查的保卫干部来到邓小平住地，见几位首长在讨论什么，正要缩回身子，被眼尖的政委看见了，连忙问道：调查清楚没有？

“是警卫团四连的副连长，见店铺主人不在，拿了一捆布和一袋粉条……”

“拿？分明是抢。我们三令五申要遵守群众纪律，想不到事件发生在眼皮底下。”

参谋长李达接过话头：“部队纪律如何，首先看直属队。如果身边人员都管不了，我们离坟墓就不远了！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。”邓小平表情严峻：“这个副连长我认识，打仗很勇敢，平时表现也不错，可怎么就忘记了纪律呢？”

保卫干部又说了几句：“天凉了，首长们穿着单衣，他准备用白布给首长们做衣服；进山不到两个月，首长们瘦多了，他说用粉条给首长改善生活。”

沉默，长时间的沉默，谁要说什么都要千钧之力。

还是邓小平先开口：“事件虽小，军纪难容。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逼得我们不能犹豫。我们不应考虑一个人的命运，而应考虑十万大军的前途。”说着，把目光转向了司令员刘伯承。

刘伯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后事按烈士待遇处理。”

审判大会在总路嘴前的平场上举行，周边黑压压地围满了从山上下来的老百姓，他们议论纷纷：早知部队纪律这样严明，说什么也不会往山上跑，也就不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。

沉闷的枪声响了。

枪声在大山久久回荡，震撼在每个指战员心头，震撼在老百姓的心坎上。

刘邓主力长驱直入，逼近长江，大有挥师渡江之势。蒋介石一面急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坐镇九江，指挥军舰封锁江面；一面督促第40师和82旅不惜一切代价向长江边开进，阻击刘邓过江。

国民党在大别山的兵力，大都被牵制在预南和皖西，只有整编40师一直尾随刘邓大军之后。在蒋介石驱使下，该部目空一切，孤军前进。

刘邓决定网开一面，疲惫该敌，尔后选择有利地形，将其消灭。

在高山铺峡谷地段，刘邓诱其钻入口袋。该师成为瓮中之鳖，全军覆没。

高山铺战役后，大别山已是秋末冬至，部队有了一段稳定时间，冬衣问题提上重要日程。

刘邓和后勤部门的同志商量，后勤部门的同志说：“棉花、布匹可就地解决，但裁缝难找。”

没等大家把话说完，邓小平接过话头：“不能把眼睛盯着群众吗？我们的指战员，来自人民，他们都是能工巧匠。把部队中能弹花、染浆、裁缝的集中起来，以他们为骨干，在每班、每排开起裁缝铺、被服厂怎样？”

大家哈哈大笑，没有再言困难。

邓小平着重强调：在筹集原料时，一定要注意工商政策。就是地主、资本家的店铺，也要按价付款。人逃亡的，可留下借条，将来偿还。

命令传下来，各纵队分头行动。一纵在蕲春、广济，二纵在黄梅、宿松，三纵在皖西，六纵在黄冈，自制棉衣的热潮在全军展开。

棉花、布匹弄来了，质地不一，五颜六色。战士们动脑筋，想办法，有的用竹条、树枝弹花，有的用稻草灰、锅底灰染色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
接连几天，邓小平清晨起来没有散步，刘伯承也一改晨读的习惯。在一东一西两间农舍窗前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做着同一件事情。

邓小平手脚麻利，大刀阔斧惯了。他穿上自制的新衣，走到院子中间，对着西屋的刘伯承喊道：看看我的手艺，如何？

不一会，院子里站着一圈直属队的干部，刘伯承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反问道：“你自己感觉怎样？”

“不错，地道的手工艺品！”

刘伯承和众人仰天大笑。

后来，有人回忆此事，说道：政委那件棉衣，实在不敢恭维。前襟撅着，后摆吊着，背上还有一个大鼓包。

南征的战士都穿上了新衣，大家暖在心上，笑在脸上，自编的《棉衣歌》广为传唱。

高山铺之战后，蒋介石更加焦虑不安。惊恐之余，他接连召开军政会议，决定以“王牌”对王牌，由国防部长白崇禧领马出山，与刘邓一决雄雌。

到11月底，蒋军增加到三十三个旅，把大别山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一时间，大别山上战车轰鸣，尘土飞扬。

战事险，军情急，大别山上烽火连天，一夕数惊。邓小平由衷地感叹：“敌人对大别山疯狂进攻，是垂死挣扎的表现，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。大别山是敌人的要害区，敌人越接近死亡，越要拼命争夺。”

鉴于大别山之敌占绝对优势，且密集靠拢，难以捕捉战机，刘邓决定分兵作战，将野战军直属部队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，主力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，小部跳出包围圈，转出外线，作战略展开。

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：“大别山留我、先念、李达三人足矣。我年轻，身体又好，适合留在大别山。我们俩人分开，不能让敌人一网打尽。”

夜幕降临，四面都是敌人燃起的篝火，断续的枪声，把夜空撕扯得恐怖不安。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邓小平与刘伯承在大悟黄陂站依依惜别，两人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从此，邓小平率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，来回穿梭在鄂豫皖边界的高山峻岭之中。大家忍饥受寒，不顾疲劳，在山野林莽中露宿，在雨水泥泞中行军，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邓小平指挥留在大别山上的三个纵队巧妙地与敌周旋。当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向我合围时，我军跳出包围圈，转到外线以旅团为单位，拖疲消耗敌人。当敌人发现我军主力转到外线对我尾追跟踪时，我军又灵活地甩开敌人，利用敌人在运动中分兵合击之机，集中主力消灭分散之敌。

为调动大别山的敌人，减轻大别山的压力，陈毅、粟裕和陈赓、谢富治两军联合破袭国民党军队在平汉路和陇海路的兵站基地。尽管平汉线陷于瘫痪，蒋介石仍不动大别山一兵一卒，以显示其“围剿”大别山的信心和决心。

行军途中，邓小平倚附在马鞍上向中央写报告：“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就是要吸引大量敌人，我们背得越多、越重，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反攻更有利。因此，对大别山的支援，不宜急躁，应作较长时期打算。”

转出外线的刘伯承，抓住敌整三师孤军进入郑州以南恢复平汉路交通的契机，统筹陈谢、陈粟和刘邓一纵再次携手，全歼蒋军整3师，并包围前来救援的敌整20师。

内线外线紧密配合，打乱了中原蒋军的整体部署。蒋军防不胜防，只得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。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形象地评论：蒋介石就像一个醉汉，没能遮住眼，冷不防小肚又被人踢了一脚。

尽管围攻大别山的敌人有所减少，但大别山的敌情仍然严重。

敌军严密封锁，部队给养困难，三个纵队再次化整为零。12月下旬，六纵十八旅直属队在大悟王家店落入敌人的口袋。

当旅长肖永银带着绞痛而又愧疚的心情来见邓小平时，邓小平正在寒冷的院子里，冷水淋浴。

邓小平穿着一条裤衩，手里挥动着毛巾，将前胸后背擦得热乎乎的，警卫员端着一盆满是冰渣的水，正要从首长的头上倒下来。

在这之前，王家店失利的消息在全军不胫而走，有的还看到了国民党散发的传单：“刘邓主力六纵十八旅被消灭，共军虎将肖永银当场击毙……”，“胡琏将军坦言，大别山区军不日将被肃清……”

虽然这些传单不能相信，但人们心里敲着小鼓，毕竟无风不起浪。

“王家店战斗失利，被敌人俘虏了200多人，旅直属队全丢了。”肖永银哽咽地说完这段话，眼角里淌满了泪痕。

肖永银等待着政委的批评、训骂，甚至是雷霆震怒。他作好一切准备，撤职，处分，削职为兵，他会毫无怨言地接受。

在邓小平的记忆里，这是刘邓大军历史上少见的整建制被敌人消灭的事件。然而，邓小平许久没说一句话，他端起一盆冰凉的冷水往头上浇了下来。

肖永银悄悄地抬起头，发现了政委痛惜而关切的眼神。

“没伤着就好，我担心你也被捂在里面……”

肖永银心头一热，无声的泪水再一次蒙住了双眼。

接连几场大雪，把大别山的千山万壑，沟沟坎坎妆点成一个银白的世界。

山高路窄，冰封雪飘。邓小平穿着一双草鞋，拄着一根桐木拐杖，吃力地挪动着脚步。

这双草鞋已经磨掉了大半个底，只乘下一圈草帮了。虽然草帮上沾着土，和着泥，战士们仍可清晰地看见里面不时有鲜红的血液渗流出来。

还未进村子，邓小平发现村口大树底下围了不少人。上前一看，才知道是两名战士倒在地上，正在抢救。

邓小平关切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医护人员回答：“没粮食吃，饿晕了。”

这一夜，邓小平几乎没有睡。一副扑克，他正过来，翻过去，倒腾个没完。其实，他的心思不在扑克上，他在下一个难下的决心，作一个难作的决定。

由于部队筹到的粮食越来越少，大多是一些干果子和干菜叶，也只能筹一天吃一天。直属队的战士也有五六天未进一粒粮食，全部吃的是树叶，喝的是野菜汤。昨天饿倒两个，今天又饿倒两个，说不定明天饿倒的会更多。

邓小平和战士一样，也是数日不得一饱，半月不见油盐。大锅饭断了顿，尚能坚持，可“小锅饭”断了顿，就要格外多一分煎熬。他已有近三十年烟龄，没有烟的日子，他常常坐卧不宁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掏出扑克牌稀里哗啦地洗一通，然后自己摆开跟自己打桥牌。

天亮的时候，邓小平奋笔起草了一份文件，而且立即转发给坚守大别山的各部队，这就是后来有过争议的《集粮令》。

《集粮令》允许部队向地方和百姓征购粮食，没有现款时可以打欠条赊欠，在没有主人的房屋发现粮食，可以先征用，后补偿。

邓小平明白，此令一出，会给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敞开大门，可不放宽征粮政策，这支大军就在饿垮，就会崩溃。邓小平权衡利弊，认为只能先征后补，先错后改了。

敌军重兵“围剿”，多路进攻，刚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，已经解放的30多座县城相继沦入敌手。地主反动势力猖獗，公开逮捕、杀戮地方干部。

1947年的最后一天，邓小平政委、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行翻越30多里山路，来到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检查地方工作。

屋子里很冷，火堆燃得不旺，冒出来的烟十分呛人。李先念低下头，一边吹，一边咳嗽；邓小平也用一本书在旁扇动。

这些柴太湿了，是他们进村时打来的。

邓小平拍着手上的炭灰，对急忙赶来汇报的地方负责人说：“先听你们讲讲，群众发动得怎样？有什么困难和要求，都可以谈。”

县委书记、县长们汇报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、清匪反霸的情况。他们特地提到在分田、分浮财、打土豪过程中出现的过“左”行为，应予以纠正。

原来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，为迅速发动群众，开始了“急性土改”。有的地方对地主不分大中小，一律乱打乱杀，甚至错杀了一些红军家属，致使少数贫农也逃向了敌战区，个别地区变成了无人区，少数地方的群众在地富的挑动下，也拿起武器反对解放军。

邓小平说：“这个问题提得好，值得重视。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不一样，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，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，反而脱离了群众。今后，在中心区应暂不动富农的财，在游击区暂不动地主的财，务求团结多数，孤立少数。”

李先念接着说道：“群众发动起来了，根据地才能坚持。蒋介石、白崇禧拿我们没办法。”

邓小平把火拨旺了些，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‘围剿’，在大别山站住了。我们艰苦一些，在大别山多背敌人几个旅，二陈和刘司令员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此敌人。我想，倘若今后战略需要，再抽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，你们能不能挺住？”

“困难会多些，但能坚持。”

“好！承认困难，不怕困难，战胜困难，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。有你们这几句话，我的心里更踏实了！”

1948年1月，邓小平经过详细调查和深思熟虑，向中央写了一份综合报告，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应把握的政策界限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扬。

过火行动纠正了，根据地形势开始好转。

春节快到了，村子里已有过年的味儿。在新县境内，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：大别山纵横南北，蒋介石不识东西。

邓小平驻足看了几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‘识’与‘是’谐音，这个谐音很有意思。”

翻过一道山梁，前面有一口水塘，一群战士踩着水车抽水，有几个人还用脸盆往外淘。水塘里的水基本抽干，鱼儿在浅水中蹦蹦跳跳。

邓小平停了下来，问道：“这口水塘是谁家的？”

战士们干得正欢，头也没抬：“没主。”

邓小平又问：“鱼捞起来后准备怎么办？”

有人抬头见是邓小平，连忙招呼大家停下来，说道：报告政委，这确是一口荒塘，我们问过老百姓。快到春节了，战士们想改善生活。

邓小平表扬了战士们在艰苦条件下饱满乐观的精神状态。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你们想过竭泽而渔的后果吗？”

战士们摇了摇头。

邓小平说：“过了春节，群众开始春耕。大别山上水贵如油，你们把水放走了，群众怎么育秧，怎么种地啊？”

排长保证说：捉完鱼后，再往回舀水，把池塘灌满，保证群众春耕。

邓小平这才点了点头。

走过荒塘，来到临时会扬，邓小平给在这里的鄂豫二地委的同志，作形势报告。

邓小平说道：“中国老百姓过年讲吉利，今天讲几句吉利的话。自反攻以来，各解放区共歼敌80万，我们在大别山未打大仗，也消灭了敌人五个旅。陈粟、陈谢、东北的战果更大。”

“敌人过去是黄河战略，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；现在则是长江———汉水战略。只要我们一过长江，蒋介石只能退守西南一隅。如果说过去蒋还有进攻性，现在则丝毫没有。因此，敌人对大别山的进功，是战役性的。”

在这风雪大别山的严寒中，这个只有几十个听众的小会场，吹拂着春风。几十个默默地坚持大别山一角的干部，他们的视野一下子越过高山，越过大河，扩展到全国。

2月8日，除夕之夜，邓小平给中央起草电文：我们在大别山站稳了，蒋介石再也赶不走我们！

经过刘邓、陈粟、陈谢三路大军内外配合，协同作战，敌军九十个旅吸引到了中原战场。为此，中央军委令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，统一指挥南线三军，在中原摆开大战场，与蒋军逐鹿中原。

2月22日，邓小平接见鄂豫区负责人，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，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、更积极的游击战争，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。

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挥师北上。

进山时12万多人的队伍，经过半年的转战，这时只有5万多人，加之先期转出的一纵和分散到地方的武装，总计也不足8万。仅此冰冷的数字，足以让人体会到：为了实现战略转折，刘邓大军遇到的艰难、困苦，付出的勇气和牺牲。

跨过潍河，邓小平深情地望了望身后的大别山：“我们仍然是大别山兵团。”良久，他抚摸着手上的拐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：“这个不用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大步前进，中国革命从此要大踏步地前进了。”

就是这支久经考验的队伍，转出大别山后经过短暂休整，又驰骋在中原大地，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一支主力。